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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农妇追凶十七年案开庭:“我亏欠孩子太多”

  2016-06-17  来源:互联网  热度:

(原标题:河南农妇追凶十七年案今日开庭 “这些年我亏欠孩子太多”)

法制晚报讯 十多年前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,丈夫风尘仆仆从窑厂拉土回来,用沾满泥沙的手递给李桂英今天的工钱。她心疼丈夫,让他把钱自己留下买件衣服,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李桂英。那年,她尚年轻,还是一个沉浸在丈夫疼爱和一茶一饭的幸福女人,这是一个以爱为起点的故事。

1998年的一个傍晚改变了这一切,丈夫被同村的齐金山等5人伤害致死。据项城市公安局的通报:“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的齐学山、齐保山、齐扩军、齐海营四人怀疑李桂英夫妻举报其四人计划生育超生而怀恨在心,曾事前多次预谋。”案发后,5名嫌犯销声匿迹。

十七年间,李桂英自学法律,拜访上千户村民求线索、花费几十万、辗转十几个省市追凶。根据她提供的线索,4名嫌犯归案。自去年被媒体报道后,当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,最后一名嫌犯也在15年12月落网。

6月17日,最后两名抓获的嫌犯齐好记、齐扩军故意杀人一案在河南省项城法院开庭审理。

被媒体广泛报道以来的这半年,“上百个刑事案件、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来我家找我帮忙出主意”,很多导演也和她联系,想把她的故事搬上银屏。

对于未来,李桂英对法制晚报记者说,希望凶手依法判决,自己想好好照顾孩子,看他们慢慢长大、成家结婚。

从追凶到追责还在等公安问责结果

法制晚报:这几天等这个开庭是什么心情?

李桂英:心情很复杂,喜忧参半,喜的是如果凶手判处死刑,就可以告慰亡夫,忧的是如果凶手判不了死刑,怎么能安慰生者。

凶手没抓到以前,每天惴惴不安的,担心他们可能回来害我们。现在比以前好很多,心里的石头放下了。这半年不用追凶了,主要是忙着追责。

法制晚报:主要追责什么呢?

李桂英:我的丈夫在1998年1月30日被同村村民齐学山、齐金山、齐保山、齐阔军、齐海营五人杀害,但项城市公安局未积极办案。1998年1月30日案发时正值大年初三,5名嫌犯连夜逃逸。派出所还将犯罪嫌疑人齐海营户口注销,重新以“齐好记”为名给齐海营上了新户口。

法制晚报:到目前为止,追责这边有什么进展?收到公安那边的答复了吗?

李桂英:项城市公安局明确表态成立倒查组,追究不同时期相关人员的责任。目前我们还在等公安的问责结果,但具体进行的那一步,我还不太清楚。

“我家成了全国刑事案件聚集地当事人找我帮忙出主意”

法制晚报:你的事迹被新闻报道后,生活有什么变化?

李桂英:我们家成了全国刑事案件的聚集地。太多的人和事需要帮助,我却势单力薄,无能为力。

全国各地包括北京、南宁、山东、安徽等很多民事案件、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来找我,让我给他们出主意。一天多的时候有三四波,半年来,差不多有几百个人找过我。

他们去我的老家齐坡村,去了以后才知道我已经搬家了。有的甚至还带证人一起来。

我的事被媒体报道以来的这半年,有很多编剧、导演和我们联系,想把我的故事作为原型,拍成影视剧。让我们和他们签原型人物授权。

被报道后,有时候上街上买东西都会被认出来,他们会很热情的找我合影。

法制晚报:对于各地案件当事人的求助,你是怎么回应他们的?

李桂英:我会鼓励他们坚持下去,更多的学习法律知识,按程序反映问题。也有公益律师找到我,我让他们和我的律师对接。律师建议以我的名字成立李桂英法律服务网站,来帮助更多的人。

追凶十七年花费几十万拒绝社会捐款不想再欠人情

法制晚报:家里的铆钉厂的生意怎么样了,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?

李桂英:家里的生意和以往没什么区别。我之前长期在外捉凶,那时心情也不好,整宿睡不着觉,生意开一天,停一天,很多客户都流失了。现在孩子们也能挣点钱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从外边借一点儿钱。

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种地和做钉子。孩子们计划把卖钉子和互联网接轨,在网上销售。

法制晚报:现在几个孩子都在做些什么?

李桂英: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,去年才毕业。现在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准备考试,下了班就开始看书。现在几个孩子都上班了,都有正式工作了。

法制晚报:您之前提到,你十多年来的追凶,亏欠孩子,欠亲戚朋友太多,这句话怎么讲?

李桂英:因为追凶,我的几个孩子跟着我受了不少苦。特别是我家老二,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学,我追凶也需要钱,所以要留下一个人挣钱,我就劝他不要去上学了,留在家里帮我挣钱。我认为他聪明,个子长得高,可以担当起一个家了。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的机器交给老二管,我就去新疆找仇人。

我冬天回来时,刚进家门,就看到二儿子站在院子里给机床擦油,浑身上下油腻肮脏,两只小手还长出了冻疮。看到我之后就哇哇大哭,“我不做钉子了,我也要去上学。”

我们家以前挣得很多钱都花在追凶上了。我的亲戚朋友也帮了不少忙。我哥和姐,他们都借了我几万块钱了。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的时候,就是我哥给我交的。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,借的钱都不让我还了。

但是我过意不去,几个孩子也陆续能挣钱了,我也让他们把欠别人的钱还上。也有很多人想给我们捐款。

法制晚报:收到的捐款多吗?对这些捐款你是怎么处置的?

李桂英:一个云南的人大代表,给我充了500块钱话费。还有好多人向我要银行卡号。别人捐款我也不想要,因为我感觉良心上过意不去,都拒绝了,不想再欠别人人情。我想慢慢自己挣。

法制晚报:追凶这些年的花费大概有多少?

李桂英:大约也有个几十万吧,大部分是和亲朋好友借的,还有钉子厂赚的钱。

自学《刑法》、《侦查学》拜访上千户求给提供线索

法制晚报:为了捉凶,都做了哪些准备?

李桂英:我会看很多专业书籍,《刑法》、《民法指南》、《侦查学》等,学会了很多抓捕和寻找线索的方法。比如从《侦查学》中学习了摸清情况排查虚假信息,也做了大量笔记。

我也会去看电视台的《天网》、《一线》、《今日说法》等法制节目来学习。看的好多东西也容易忘掉,我还会再多巩固。法律是学不完的,学法只是第一步,学完了还得懂法。

刚开始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,我就会请教律师。我要是不学法律,就永远都抓不到齐金山。即使现在凶手被抓住了,我也在一直看,每天孙子睡着后或者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,都会看一下。

法制晚报:这么多年是怎么布下线索的?

李桂英:因为我们村子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,我会去挨家挨户去拜访。和他们说要是出去打工看到了告诉我一下。

我会听他们和我说话的口气来辨别他们是否愿意帮忙。对于愿意的,我会带着礼物二次拜访。有时候我宁可自己不吃,也得去在拜访的时候给他们送到。

除了我们齐坡村本村的,我还会去附近的村庄拜访,求他们给我提供线索。因为外村的人不认识这些嫌犯,我会去打印店把他们的照片打印下来,光是照片就打印了上千张。这些年来,我拜访过的人家也有几千户了。

1998年追到的两个凶手齐保山、齐学山就是村子里的人到镇上发现的。他们回来时给我传话,让我跟他一起去看是不是。我一看是他们,就报案了。

法制晚报:因为悬赏给自己提供线索的人也花了不少钱吧?

李桂英:大部分人提供线索都不要酬劳。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人想利用我找线索急迫的心情来骗钱。

有的人会和我说,“我知道一个线索,但是你得先给我两千块钱,我才告诉你。”刚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人,这时候我还要从亲戚那里借钱给他们。但是很多是假线索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哥就劝我,你不能再随便给别人钱了,孩子还要上学,后来我就不轻易给了。

通过查通话清单给警方提供线索被嫌犯家属报复拽掉一绺头发

法制晚报:这么多年的寻凶,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?

李桂英:齐学山和齐保山刑满释放回家,出狱不久就张罗在老家盖房子。我知道后心里很疑惑,“刚出狱的人怎么会有钱盖房子”,因为齐学山、齐保山和齐金山是三兄弟,我就猜测是不是齐金山在暗中资助。

经人指点,我找到了齐学山的电话号码,想办法打印出他的通话清单。清单上有一个新疆号码频繁出现,我怀疑号码为齐金山所有。

我把电话号码、齐金山的身份信息连同公安机关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给新疆警方。不久后,警方就传回一段视频让我辨认,视频里的人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齐金山。

法制晚报:17年在路上的追凶有特别窘迫或者心酸的时候吗?

李桂英:有一次去新疆找人,刚下车身上的钱就被偷了。只能靠捡瓶子卖钱。以前我也是民办教师和村干部,生活也很讲究。但是追凶的时候沦落到像乞丐一样,住在别人屋檐下,向他们乞讨吃喝,那段时间,不是人吃的饭我都吃,觉得很没尊严。

去新疆的追凶的时候,新疆那边还很冷。导致我落下了手麻、肩周炎等后遗症。现在我两条腿因为有关节炎都不敢走远。

法制晚报:在这个过程中有被报复的时候吗?

李桂英:齐金山娘家那边见到我会骂我,对我说,假如我再告齐金山,就要杀我全家。还有一次我去地里种麦子,齐金山的老婆和母亲找到我,把我打了一顿,我的头发被拽下一绺。幸亏村里的人看到了,把她们拉开了。后来我们家就搬到了南顿镇。

从那以后,我出门都会很注意。一般人少的中午和晚上不出去。为了防止报复,家里也会养狗、安装摄像头。

法制晚报:在齐坡村,大家对您追凶17年是什么态度?

李桂英:大多都很支持我。鼓励我应该这样做,要不对不起孩子爸爸。与此同时,也会有一些风言风语。劝我别追了,人死不会复生,说凶手跑了几年就算了,还有一些人觉得我精神不正常。

法制晚报:为什么会一直坚持?

李桂英:好好一个人没了,凶手也跑了,觉得孩子他爸爸冤。我和孩子爸爸感情很好。
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帮一个窑厂拉土,晚上快十一点了才回家,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泥沙,一见我就递给我一叠钱,说他一天拉了十六车的土,这是今天工钱,你收着。我心疼他,就让他把钱留下买件衣服,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我。他对我很信任。

孩子小时候,每当哭闹的时候,有时候我会烦。他会安慰我,去哄小孩替我分担。有好吃的都给我留着。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,心里有啥烦心事也会跟我讲。

他文化水平比我高,会和我讲很多知识和道理。孩子爸爸去世后,我总会梦到他,他说欠我的太多了,下辈子还跟我做夫妻,也和我说要想办法把几个凶手找到。

我总觉得不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对不起他。

希望凶手依法判决未来想好好照顾孩子

法制晚报:在1998年出事之前,那时您和丈夫对生活有什么期待?

李桂英:那时候我丈夫精通机械,铆钉厂的生意很红火,我们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楼房。他当时总和我说,要把五个孩子全都供上大学,最低得大学本科毕业,给他们给买房买车。

法制晚报:怎么看待追凶的这十七年,心里有没有想做而没做成的事?

李桂英:这17年,我一边追凶、一边拉扯孩子、做小生意种地、一边照顾两个老人,很累。 人生只有一个17年,再找下一个17年已经没有了。

我丈夫生前和我说过,假如铆钉厂的生意不好了,就去做汽车配件。但是17年过去了,我今年已经60了,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做这个了。

法制晚报:对未来有什么期待?

李桂英:想让凶手得到依法判决。好好照顾孩子,多赚一些钱,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。看着小孩慢慢长大、成家结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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