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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节留守儿童追踪:父母返乡后孩子更能说能笑了

  2016-06-17  来源:互联网  热度:

(原标题:“留守儿童”压力下的毕节之变(组图))

杨祖荣一家合影。去年7月夫妻两人放弃打工生活,从广东回家乡,陪伴孩子们。

居仁中学的王蕾老师,背着女儿走在去家访的山路上。

朱昌小学,两个小学生通过学校亲情聊天室的电脑和在外打工的妈妈视频聊天。

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,加之产业发展的成熟度、城乡差距、区域发展不平衡、教育文化观念迥异等因素,留守儿童成了世人聚焦的新时代社会命题。今年5月19日至20日,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培训班在贵州省举行,受到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。那么现在贵州留守儿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呢?带着这样的疑问,记者再次深入到贵州省毕节市的广大乡村、学校进行探访。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贵州毕节报道

距离毕节市七星关区113公里的田坎乡,山高谷深、沟壑纵横。在通往茨竹村的公路旁边,一幢二层小楼紧邻马路,贴着整齐的瓷砖。 去年6月9日,在外打工的小楼主人张方其接到噩耗:四个孩子在家中服农药死亡,最大的哥哥14岁,最小的妹妹5岁。 如今,小楼的铁门紧锁,屋顶上两盏红灯笼很显眼,“村里人给挂上的。”有村民说,春节后,张方其就不见了踪影。 悲剧背后,是中国转型时期民工潮给劳动力输出地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。面对不轻松的现实,毕节乃至贵州省,进一步把关爱保护留守儿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毕节在全市实行“控辍保学”制度,从县长(区长)、局长到乡长、村长(村主任)、校长、家长,师长(班主任),层层都要签责任书,确保留守儿童不辍学;出台《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实施意见》,将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体系。

采取“劝父母返家照料一批、劝父母携带外出一批、委托监护照料一批、机构临时管护一批”等“四个一批”措施,落实留守儿童监护责任。全面落实社会救助政策,使留守儿童基本生活有保障,全力防范留守儿童受伤害事件再次发生。

“毕节再也经不起这样的事情了。”一位官员说。 毕节有180余万人在外务工,据毕节留守儿童办公室介绍,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26万多名,全部在市、县、乡建立了台账,在村和学校建立了档案。与2015年相比,留守儿童减少了约6万名。 数据背后,毕节的压力仍在。

返乡的父母

张家4个孩子出事时,杨祖荣、曹永萍夫妇在广东中山一家抛光厂打工。

当天夜里,曹永萍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,“隔壁茨竹村的坡坡上,都是官家来的车。”第二天,她和丈夫就在手机弹出的新闻里得知,老家田坎死了4个孩子。

“隔着四五里山路,不在一个组。”在外打工十五六年的杨祖荣夫妇并不认识张方其一家,但4个孩子喝农药的事儿,让两人夜里睡不着觉:他们的三个孩子,当时也在老家。

远在广东,曹永萍只能通过电话和老家的孩子们联系,叮嘱他们“一定得听爷爷奶奶的话。”

杨祖荣想过把孩子们都带在身边。可现实又不允许。

“大城市里,外地孩子想上个公立学校,手续、证件就是个门槛。”

私立学校,杨祖荣想都不敢想,一年打工挣个五六万,孩子学费就得花掉近一半。

把孩子送回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,杨祖荣觉得也不是坏事,“祖孙能相互照顾。”这种模式,茨竹村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们早已习以为常。

杨祖荣说,过去很少意识到他的孩子是“留守儿童”。“别人家出了事儿,才感到后怕。”

曹永萍看到新闻里曝光的遗书,张方其的大儿子写道,“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,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,今天清零了。”

看着这些话,曹永萍心里发凉,躺在异乡的出租房里,两口子也在想,“咱俩这父母当的到不到位。”

去年7月,夫妻俩接到村干部的电话,“让尽量回去一个人,留在家里照顾孩子,村里想办法给找个工作。”两人决定,都回老家。

往家赶的火车上,杨祖荣的手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响,“孩子们总问,爸爸妈妈到哪了?”

现在回家多半年了,曹永萍下地锄个草,10岁的小女儿也蹦蹦跳跳地跟在她身后。她坐下,女儿便钻她怀里。

大儿子杨方贵发现,弟弟妹妹比以前能说能笑了。

杨祖荣最盼着孩子们放学,盯着他们写作业。看见孩子们成绩又好了,杨祖荣就觉得他们的回归有价值。

省里下来的“第一书记”

有了像杨祖荣夫妇这样返乡的父母们,今年,茨竹村的留守儿童减少到了114人。按村委会此前的统计,2400多人的茨竹村,有1300多人外出打工,“6·09”事件后,村里摸排到的留守儿童为151人。

梁曙是茨竹村的第一书记,去年7月31日,按照中央选派“第一书记”下基层工作要求,梁曙从贵州省委政法委被派任到茨竹村担任“第一书记”。

留守在村里的114个孩子,是全茨竹村5个村干部每个月必须走访的对象。

按照市、区的要求,要确保他们不辍学,生活不陷入困难。对于一些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,乡、村干部要加大帮扶力度,增加走访次数。

13岁的赵龙(化名)是梁曙帮扶的孩子。赵龙10个月大时,母亲离家出走,9岁时,父亲去世。靠爷爷奶奶养活大。

第一次到赵龙家,梁曙有点傻眼,木屋房子昏暗,赵龙又黑又瘦,头发长到了耳朵下面。旁边站着他16岁的姐姐赵梅(化名)。两姐弟是低保对象,也是按当地标准明确的困境儿童。

“一问老奶奶,女娃儿更不幸,赵梅是赵龙大伯的孩子,是遗腹子,母亲在她两个月时就离家出走了,等于没见过双亲。”

按照规定,满16周岁的孩子算不上留守儿童。梁曙没管那么多,带着两个孩子到镇上剪头发、买衣服。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,挤出个三五百,算俩孩子的零花钱。

他们喊梁曙叫“梁叔”。

“梁叔”最高兴的事儿是俩孩子学习成绩好,“姐姐上初三,能在班里排前三名。”

赵梅知道,奶奶早就开始为她准备上高中的学费,地里的玉米、家里的两头猪都准备卖了,“可我不想念高中,我想早点工作,让爷爷奶奶过好点。”

为此,梁叔给她卸了好几次包袱,“成绩好咋能不上高中,你别考虑那么多,只要你好好读,我想办法供你。”

4月底,梁曙看望姐弟俩时,又给赵梅鼓了把劲儿,“你好好考,我一个朋友准备资助一些学生,我给你争取个名额。”

梁曙说,留守儿童中,失去双亲的孩子最为特殊,没有爸妈,有的在未成年时就要承担对祖辈的经济和精神责任,负担沉重。

毕节民政部门负责人介绍,对这些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,主要通过社会救助来落实。

一方面,按照低保政策的“应保尽保”原则,将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家庭纳入低保保障范围。另一方面建立困境儿童保障制度,落实“助居、助学、助医、助困、助养、助业”措施。

对贫困家庭监护缺失儿童,在享受低保的基础上,每人每月发放1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金。

寄宿制远离不安全因素

15岁的彭晓敏是纳雍县居仁中学初二学生。儿时失去双亲,与奶奶、叔伯一起生活。她和奶奶的家,位于距离学校20多公里外的路嘴村。

学校和家虽然同属王家寨镇,但盘山路上没有公交车。村里有到镇上的私人顺路车,但每人要20块钱,彭晓敏舍不得。

靠双脚,她从家到学校,爬山抄近路走,单程3个小时。坡陡路远,下雨的时候更加湿滑危险。

学校的宿舍为她解决了上学跑山路的问题。

“毕竟学校是学龄儿童一天中待得最久的地方,寄宿制让时间延长了,老师们的任务也更重了。”杨兴武是居仁中学留守儿童工作的负责人,去年,教学楼后面新的学生宿舍投入使用,“6·09”事件后,留守儿童、孤儿等困境儿童入住成为优先。

据杨兴武统计,学校2390名学生中,222人属于留守儿童,其中119人选择住校。

彭晓敏住的8人间里摆了4张高低床,门口的4个柜子用于她和同学储物,墙刚粉刷过,阳光照进来,宿舍显得干净、整洁。

除了住宿,彭晓敏上学时的一日三餐也能在学校解决。

4月25日中午的菜谱是炒肉片、炒豆腐、西红柿鸡蛋汤。“天天都有肉。”彭晓敏说。

据毕节市留守办统计,全市寄宿制中小学已达861所,62300多名留守儿童已经入住,占所有住校生15%。入住在这些学校里的贫困学生,还享受国家贫困学生生活补助。在留守儿童的家长和老师看来,学校的寄宿制从空间上使学生远离了社会上的不安全因素。

离毕节市区不远的朱昌小学也是一所寄宿制学校。

“6·09”事件后,学校将2014年开放的学生宿舍,改建为“阳光少年之家”。“名字没用留守儿童的字眼。”朱昌小学校长李红解释,学校更加注重从心灵上关爱这些孩子,尽量不给孩子贴上类似的标签。

这栋3层楼的“阳光少年之家”除了可以供200多名学生住宿外,还包括了亲情聊天室、心理咨询室等多种功能。

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,孩子们可以在亲情聊天室和父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联系。

4月26日中午,2年级的李诗雅坐在聊天室的电脑前。屏幕上,远在深圳的母亲笑着不停喊,“诗雅,能听到妈妈说话吗?”

李诗雅点点头。一个多小时里,她更多时间在听妈妈讲,自己很少说什么。“李诗雅,你要告诉妈妈你在学校怎么样呀。”李红引导着她和妈妈沟通。

李红拿出一本电话聊天的记录簿,里面的对话中,孩子和父母说的最多的话是要钱买学习用具,而父母说的最多是“好好学习,听老师的话”。“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不太会和家长倾诉想念,所以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引导,也是从心理上让他们和父母建立一种正常家庭应该有的交流。”

有时学生说不下去,会把话筒递给李红。她通常会在和家长通话结束前补上一句,“父母之间,尽量能回来一个,挣再多钱也比不上对孩子的陪伴。”

背着孩子家访的老师

对彭晓敏来说,“学校啥都好,就是没法照顾奶奶。”每周五放学,她还是尽量回趟家,帮奶奶干些农活,周日再赶回学校。

一周只返家两天的学生,让政府仍不放心。

毕节市教育部门要求各县、乡的中小学,组织教师,针对在校期间的留守儿童定期进行家访。在居仁中学,130多名老师中,有89名老师参与家访。

教师王蕾负责8名学生的家访,涉及糯克村、家猫村等4个村子。

王蕾没车,她多数情况下是走路去,最近的糯克村也要1个小时。

牺牲周末时间、走山路,王蕾都不在乎,唯一让她心疼的是5岁的女儿小雅。

幼儿园周末放假,爱人在毕节市区做生意,爷爷奶奶住在更远的乡下。

于是,周末,从居仁中学的教师宿舍出发,就有一个带着孩子家访的老师王蕾。

天晴时,女儿还能跟着她走。一大一小爬着梯田小路,王蕾宽慰自己,“只当是郊游了。”可遇上下雨,小雅就要王蕾背,累到不怕,有几次把女儿淋到发烧。

王蕾刚开始家访时,丈夫杨杰叨唠她,“作为老师,把你的课教好不就完了。”直到女儿被折腾得生病,杨杰在电话里和王蕾爆发,“到底你的学生重要,还是闺女重要!”

眼瞅着周末有雨,王蕾又要带着女儿去家访,杨杰骑着摩托车赶到学校。“我倒要看看学生咋个甩不脱。”

这回去家访的,成了王蕾一家三口。

学生小康(化名)的奶奶就见过王蕾一家子好几回。杨杰也对小康家印象深刻,“爷爷是脑血栓,一句完整话也说不出,全靠得关节炎的奶奶下地干活,娃娃杵在屋里的角角里,老师不问,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
后来他从妻子那里知道,小康的父亲早亡,母亲在服刑。骑着摩托载着妻儿回家路上,杨杰再没抱怨啥,“你以后忙不过来,把我喊回来,我带你去。”

用产业吸引家长返乡

今年春节前,梁曙坐在办公室,给在外务工的村民们编发了一条短信。

短信编写了一个多小时,“你们在外打拼……远离家乡,给孩子留下一个伤心的名字——留守儿童……家中年迈的双亲也需要你们照顾,他们望眼欲穿,盼的就是晚年能享受到天伦之乐……”

梁曙觉得光打感情牌也不灵,短信后面补上了吸引他们回来的关键——解决就业、赚钱养家的路子。

此前,通过调研,他发现茨竹村最适合种的是皂角和辣椒,“沟壑纵横的土壤,排水性好,比较适合辣椒;皂角喜温喜湿,对土地的要求不高。”

梁曙算了一笔账,“单拿辣椒一种作物看,一亩一年能产出4000-6000斤,现在市场上收购价格是一元一斤,一亩地一年就能最少毛利润4000元。一个村民愿意种10亩,一年就是4万,这和在外面打工赚的钱差不多,关键是把人留住了,从源头上解决了留守儿童的问题。”

今年4月底,在茨竹村的山沟沟里,占地3100平方米的8间猪舍已经建好。这是梁曙吸引社会资金建起来的母猪养殖基地。

未来,他计划养300头母猪,40%作为集体经济,60%无偿给村民养殖。“边上树林子下的100多亩地,搞林下养鸡。”

而在2000多亩的辣椒育苗基地、6000亩的皂角种植基地,已经有返乡回家的村民开始打药除草,皂角树树苗已经长出一尺多高。

杨祖荣、曹永萍夫妇也种植了皂角和辣椒,加起来一共5亩。

由于还没有到收成的季节,杨祖荣没法判断具体能收入多少钱,“但这点地肯定比我们在外面打工赚得少,我希望能让我在种植基地学点其他的手艺。”

杨祖荣说,如果实在不能满足家里的生活,他可能还会选择去打工,但这次,肯定会留妻子在家,“一来可以靠种辣椒皂角维持生活,二来,不让娃娃再留守。”

毕节市留守办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4月底,全市已经劝导45000余名留守儿童父母返家照料孩子53000余名,其中,22000余名返乡父母在本地就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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